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研究

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为切入点,利用协调发展模型,探讨1992-2013年四川省农村区域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以期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合理增长、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借鉴。结果表明,(1)1992-2013年四川农村的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和两系统间的协调度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区域发展系统与土地利用系统已达到优质协调发展水平;(2)1992-2013年受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和二者协调度等指标下降的影响,两系统的协调发展度呈倒"U"型发展;(3)加快农业转型升级,避免对土地过度依赖,加强政策导向,加快农村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实施产业帮扶,培育新型经营业态将成为目前四川省农村工作的重点。     

中国农村信息服务模式探究

农村信息服务成为推动农村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对国内外农村信息服务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现有农村信息服务模式进行了阐述,包含传统农村信息服务模式及基于"互联网+"的农村信息服务模式。传统农村信息服务模式包含农村信息服务站模式、农村科技特派员模式、农村图书馆服务模式、专业合作社服务模式、农民之家服务模式等5种;基于"互联网+"的农村信息服务模式包含综合农业平台服务模式、云农场信息服务模式、线上线下服务模式、公共宣传服务模式等4种,并提出了中国农村信息服务模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ISM模型的山东省农村生活环境污染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生活环境污染影响因素复杂多样。通过实地调研,从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生活能源和农村厕所4个层面,识别出影响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染的11个具体因素,运用ISM模型分析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染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关系。结果表明:11个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5层级的影响因素递阶结构,其中卫生知识和环保意识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水平、所在村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非农业就业经历、政府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是中层间接影响因素;年龄、城镇化水平和人口居住密度是深层根源影响因素。     

基于BP-ANN模型的农村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丰都县为例

针对重庆市丰都县土地生态敏感特性和区域实际情况,将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值作为输入,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得分作为输出,基于多层反向传播人工神经网络（BP-ANN）构建了具有15个隐含层神经元的3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模型,通过Matlab R2012b随机选取2013年317个总样本中的200个样本,将其中的70%,30%分别作为网络的训练样本和检验样本用于训练及检验BP-ANN,将剩余117个样本测试网络,再将2014年317个村的相关指标值代入人工神经网络通过模式识别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分析丰都县农村土地生态安全状况的空间分异现象,并使用因子分析法结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研究影响丰都县农村土地生态安全的因素。结果表明:（1） 117个测试样本中相对误差小于5%的样本占98.21%,BP-ANN模型精度良好;（2） 2014年丰都县各村土地生态安全评分为40.47~55.73,平均得分49.19,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空间上土地生态安全评分全局Morans’I指数为0.34,空间呈自相关性,县域内西北部的农村土地生态状况较好;（3） 影响丰都县农村土地生态安全的因素按照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植被生物条件、土壤条件、景观多样性、生态建设与发展协调程度、降水条件、水域条件。BP-ANN模型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评价过程中主观因素导致的误差,精确的评价结果对区域土地生态保护提供指导。     

吉林省通榆县农村居民地空间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农村居民地空间格局及其动态变化研究有利于因地制宜进行居民地的整理与优化,促进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以吉林省西部通榆县为研究区,运用GIS技术和空间分析模型,定量分析了通榆县1955年、1990年、2013年农村居民地的时空变化及空间模式的演变,并选取景观格局指数对影响农村居民地布局特征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居民地聚集度排序为:1955年 > 1990年 > 2013年。在空间尺度为45 km处,3个时期的居民地聚集程度最大,表明居民地的聚集度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再下降的趋势。坡度、道路和水域等景观要素对通榆县农村居民地的布局有显著影响,随着坡度和距道路、水域距离的增加,农村居民地的斑块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1955—2013年人口的变化与居民地面积的变化具有一致性,人口膨胀是该县居民地向外扩张的重要原因。该研究可为农村居民地的空间布局提供决策依据,为新农村建设、增减挂钩规划、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提供应用参考。     

基于“三生空间”协调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

开展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对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重塑村落景观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取典型丘陵区重庆市荣昌区河包镇为研究区,以农村居民点“共生斑块”为研究单元,基于“三生空间”协调理念,研究了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策略和方向。结果表明:（1）基于共生关系建立农村居民点“共生斑块”更加符合丘陵区的实际情况。将研究区相距50 m以内的农村居民点斑块进行合并处理后,其数量由2 584个减少到1 047个,实现了具有共生关系的农村居民点斑块一体化。（2）依据“三生空间”协调理念,对农村居民点“共生斑块”等级进行评价,其在空间上呈现出由内向外的差序格局,根据斑块等级、斑块规模、三生空间协调度、城镇规划,采取“城镇化、重点建设、规模管控、迁移合并”的差异化布局优化策略。（3）将重点建设型居民点中的优势斑块作为发生元,生成加权Voronoi图,可指导全镇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趋于合理化。研究认为,“三生空间”协调理念与空间分析工具的有机结合,既完成了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又维持了其空间结构的稳定,有助于实现乡村转型与乡土文化传承。     

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及市民化程度测度——以上海市农民工为例

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依旧停留在"候鸟式"迁移阶段,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并研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统筹城乡发展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上海市1 184份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标体系法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探讨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工总体处在半市民化状态,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其市民化程度分别为52.38和51.40。极低市民化状态农民工占比较低,仅为0.08%;较高市民化状态农民工占比较高,达54.48%;完全市民化状态的比例偏低,为1.69%。经济状况和基本素质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心理认知和社会接纳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碍因素。基于此,提出了提升农民工基本素质、消除就业歧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建议。     

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治理结构、机制与模式

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实现农村集体资产从"共同共有"向"按份共有"的产权制度转变。为了对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治理进行系统阐述,通过构建分析其治理结构、机制及主要模式的框架,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结果表明,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构建外部地方政府协同、内部"三会"制衡的组织治理结构,完善股权设置与管理的股权安排、按股分红与激励的利益分配、责任与民主的监管监督等治理机制,创新以分散经营为突破口的"总社/联社—分社"、"分社→法人"、项目化公司、终止退出等治理模式,对促进集体资产增值、维护农民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在如何改、改什么的改革深化完善阶段,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应处理好如何加快完善相关立法进程、明确经济职责范围、创新决策治理机制等核心问题。     

不同种植结构条件下的农户利润风险分析——基于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的调查

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我国农村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农业生产风险问题依然存在。其中,云南南部边境热带亚热带山区贫困问题突出,农作物种类繁多且利润风险不同。基于2015年云南南部边境山区366户农户的微观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标准差和因子分析方法,分析云南南部边境山区不同种植结构农户的收入及作物投入产出,探讨不同种植结构条件下的利润风险。结果表明,云南南部边境山区种植结构呈现多样化发展形式,经济作物以甘蔗、香蕉、咖啡、茶叶为主,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旱稻为主。在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不同种植结构的利润风险差异显著。其中,单项农作物种植的利润风险普遍高于多项农作物种植,而多项农作物种植的种植结构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比高于50%的种植结构,其利润风险普遍低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低于50%的种植结构,但利润则正好相反。当前,云南南部边境山区的种植结构以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低于50%为主,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良性的但利润风险较高。因此,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上,需顺应云南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依托农业企业引导农户结合当地实际发展经济作物,调整种植结构降低利润风险。     

基于建筑密度的农村院落空间布局分异研究

为合理利用农村院落规划用地,探讨空间布局分异规律,以山东省346份调查问卷为主要资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所调查的农户截面数据,选择合适的指标,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确定影响农户院落布局分异的驱动因素。影响因素共分为宏观概况、人口情况、经济状况、家庭特征4大类11小类。研究结果表明：院落位置对分异方向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村院落空间布局分异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户主年龄对布局分异产生一定影响。